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黄仁宇写道

　李约瑟1942年来到中国时，他已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论调。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产生出的最佳人才，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与好奇心。1936年，因为一名叫鲁桂珍的年轻中国女科学家的出现，他对中国深感着迷，依靠自修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典籍，并取了这个中文名字。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国之行，是个饶有兴致的探究过程，充满了李约瑟一直渴望的新鲜的感受与一手经验。他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他的朋友发现，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用“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国篮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记忆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艺术，上装上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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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一切都艰苦卓绝，然而中国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在嘉定，李约瑟发现科学家们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物理，在广西的山洞里，他又看到了大型发电厂，而工程师们争相同来自外部世界的技术专家交谈;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蒸馏塔和金属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轧钢厂是用打捞起来的沉没江轮上的发电机供电的，一流的鼓风炉则是上面的钢板改装的，当显微镜的盖板买不到时，他们就使用天然云母片……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住在土墙房子中，“几乎没有电，没有煤气，非常糟的自来水系统，交通工具少得可怜，他们带着全部贵重仪器，在荒野里跋涉上千英里”……他碰到很多一流科学家与诗人，他说闻一多很英俊，童第周是“中国最好的胚胎学家”，他称华罗庚为“中国的拉马努金”——那位来自印度小乡村的数学家拉马努金的天才震惊了当时的剑桥……